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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e fevereiro 不造东西的诱惑本文继续说明,为什么在建国初期搞不了资本主义,或者说搞了资本主义取得不了毛泽东时代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本文谈两件事情,一件是不造东西的诱惑,一件是对知识的劫富济贫。 先说不造东西的诱惑。通常人们会被诱惑去做某件事情,而这里我提的倒是“不作为”的诱惑。也就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论之一。 一方面,在建国初期,一个一贫如洗的中国,财政上空空如也的中国,要想赶超世界,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造东西。有人说我的“造东西救国”等同于“科教兴国”,这是不同的,因为造东西救国可以认为是科教兴国中的具体细节,将这个细节专门提出来,就防止了一些打着科学家旗号的骗子们骗吃骗喝,在国际知名刊物弄了几篇论文,什么东西也搞不出来,就获得科学界很高的位置。 我还是坚持我的这个观点,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现代化的,就看它能不能制造现代化的东西,能不能制造其它国家制造不了的现化化高科技产品,如果能,它就是现代化的,如果不能,它即使富裕,也称不上现代化。而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唯一重视造东西的国家领导人。所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能够制造出第一辆汽车,第一辆坦克,第一辆万吨巨轮,第一辆军舰,第一艘核潜艇,等等。 但是,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从一般的经济学角度看,造东西就是愚蠢的,造船就是不如买船,买船就是不如租船。尤其是私企,是决不会想到能够买到反要去造的。比如香港的董建华在当特首之前也是个船王,他就决不会想到去自己造船来搞运输。即使富裕如李嘉诚者,敢不敢现在就投资几百个亿搞一个造船厂,从无到有地研究造船?我认为他这么做一定愚蠢,甚至血本无归。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刘少奇是正确的,毛泽东是错误的。任何的私企如果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一定受到“不造东西”的诱惑,就不能够违反价值规律。就说台湾吧,宁可花上几百亿美元去买美国武器,也不会想到自己造,因为自己造的代价就更要大得非常多,可以达天文数学。 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笨到极处就是聪明,一个高级棋手下的棋在中级棋手看来是极愚蠢的棋,可是高级棋手仍然下得出来,尤其是开局更是这样。比方说现在有个人有了一点钱,他想开汽车,那么按经济学的观点到市场上买一个汽车来开就是了。如果他想开汽车,决心自己造一辆汽车,而且并非拼装,是每个零件都自己造,这从经济学的观点上看,他是一个傻子。可是如果他傻到底,就为了开这么辆汽车埋头苦干了几十年搞出来那么一辆,这个人就是成千上万的人中少见的能人,企业都会竞相聘他,别人都失业了他都会有饭吃。 比如现在国内的VCD和DVD的生产,主要起作用的是机器里的大规模的集成芯片,这个芯片占机器总值的一半甚至还要多。因此而让外国人(其实就是日本人)挣去中国十几亿美元。那么有网友批评说为什么不自己研制,是因为自己研制即使投入五十亿美元未见得能够研制出来,即使研制出来质量有可能不如人家干了十几年的好,在这种情况下,哪个私企资本家会干这种愚蠢的事?根本就无可能。只要价值规律在起作用,只要市场经济在起作用,私企们决不会去想到自己制造这样的芯片。国内的电脑界也完全想不到会自己从现在开始从无到有地搞一个奔腾,搞一个自己的中文视窗。 因此,资本主义的市场运作规律就一定会使马太效应起作用,就是越是高科技的国家,就越是科技突飞猛进,而越是低科技的国家,越是放弃对高科技的真正追求,实际上是早就已经在高技术方面对高科技国家投降了,或者说早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国家成为现代化国家的梦想。一直买着人家的高科技产品自己造不出,能够成为现代化国家就是一个笑话,是不可能的事。在高科技方面的投降势必导致自己国家的受制于人,进而在其它的方面,如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全面投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实际上,知识上的贫富悬殊,是最终导致全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 而如果中国真的还有理想,并不是只盯着经济效益,什么人均产值,什么GDP,真的还想制造出外国人能够造的高科技产品,就必须逆市场经济规律而动,逆价值规律而动。那么,国家的干预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国家才有可能干出违反价值规律的事,明知造船不挣钱也要造,正如毛泽东所说:“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经济上造船一定比买船亏本,因此私企一定不会做,一定要国家来做。象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国家做,私企决无可能做。互联网的诞生也是源于美国的国防。但这个时候,一些个经济学家们跳出来大喊“裁判员不能够当运动员。” 现在再来讨论在建国初期为什么不能够实行资本主义的原因。这里面要提到对知识的劫富济贫的问题。我们知道,1949年的革命(注意,1949年的革命是简称,是说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是一场穷人翻身当家作主人的革命,革命的结果是产生工农政权。这场革命的基本特征并不仅仅是暴力夺取政权,而是在夺取政权以后进行大规模地劫富济贫。 首先是对土地和财产的劫富济贫,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穷人,将地主的财产也分给穷人,这个过程按美国的标准就是侵犯人权,因此,我们不必理会美国的人权概念。 但是,财产上均贫富了能够实现现代化吗?当然不可能,如果生产力没有一个很大的提高,财产上的劫富济贫只能够导致一时间的人民对政权的拥护。而生产力的提高是知识的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当时的中国只有少量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也都出身于豪门家庭。因此,也要想办法来一个知识上的劫富济贫,将知识夺过来分给广大的穷人。 可是,想要将知识分子们将他们的知识交出来可就不容易了,如果要买,那是买不起的。因此毛泽东给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所谓的金光大道,就是与工农相结合。当然,许多知识分子去与工农相结合,为工农服务,当然为社会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为我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做为个人利益的计算,与工农相结合对知识分子来讲一定是,比如当时的一个高级大夫给穷苦人免费看病,就是一种知识上的劫富济贫,那个穷人原本根本就看不起这样的大夫。 这里再说一个劳动力的价值规律问题,我所说的劳动力的价值规律其实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中的一种。说白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劳动力在市场中也是商品,也可以用来交换,在交换中体现它的价值。因此,按市场规律进行劳动力的交换势必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一个月薪五千元的警察和一个月薪五百元的警察相比质量就是不一样。一个年薪一百万美元的软件工程师和一个年薪只有二万元人民币的程序员的质量就是不一样。 而且,在中国加入世贸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全球的劳动力价格也一定遵从劳动力价值规律,有拉平的趋向,我指的并不是大家的收入接近,而是指的在美国的同样技能的人和在中国的同样技能的人的收入水平趋向于一样。 可是美国是阻止低技能的人入境的,这就保护了美国的低技能的人的工资。而美国则不禁止高技能的人入境,因此美国吸纳全球的高级人才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那么,假设美国的能够制造火箭导弹的人年薪为五十万美元,那么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中国的能够制造火箭导弹的人的年薪也必须趋近于五十万美元,否则他就会移民美国。如果这个人的年薪只有五万美元,他也不会满意,因为,一分钱一分货,五万美元年薪的人制造出来的导弹质量就是不如五十万美元年薪的人制造出来的导弹的质量。 有人可以大谈爱国主义,其实,爱国主义从整体上是不敌劳动力价值规律的。市场经济的游戏就是如此。比如九一一袭击以后,能不能建议美国的各股东爱国主义努力将股市抬上去?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总有人能够指出一两个个案,一两个先进事迹,一个明明值月薪五千元的警察在边境的地区待遇很差也工作,或者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奉献。个案永远找得到。可是大系统控制不能够靠个案来实现。 因此,一些留学人员学成不归,也是劳动力的价值规律在起作用,你可以找到一两个爱国的留学人员归国的个案,但你无法制止这种总的趋势。因此,近些年由于劳动力价值规律的潜在作用,势必使中国的航天事业受到极大的打击,人才可能都走空了,可能又得不到补充,因为报考大学的考生中的高才生眼睛也都盯着出国。只有低材生留在国内服务。北大清华也都成为出国留学的预备学校。一分钱一分货,留下的的人质量不行创新能力差。载人航天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也就是这个原因。而如果要大规模提高航天人员的工资,国家的经济要麻烦,我国的航天科技队伍少说也有一百万人,每人工资提到月薪一万元人民币,其实并非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数字,就每月要拿出一百亿元人民币来发工资,国家能够受得了吗?国家的军费开支也不过每年三百亿美元。 因此,美国是很高兴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范围内的,因为劳动力价值规律会起作用,这使得中国的航天事业因为承受不了大量高科技人员的工资而早晚会垮掉。 再说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制造上的奇迹,这在很大的原因上也是一时间消灭了资产阶级所致。如果保持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允许资产阶级长期存在,那么资产阶级和共产党和国企争人才就是必然的事,劳动力的价值规律就一定会起作用,这种作用一定会将高科技人员的工资抬高到共产党根本承受不起付给那些在戈壁沙漠大干苦干搞国防科技的那些科技人员的工资,什么制造洲际导弹核潜艇这样的事情就一定会成为泡影。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会想到要去造汽车的。 因此,就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关闭市场,消灭资产阶级,使价值规律不起作用,当然也就使劳动力的价值规律不起作用,通过知识分子以极低的个人利益为国家服务,也就是知识上的劫富济贫。我国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1958年中国造出第一辆汽车。以后制造出来的东西源源不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的价值规律起作用,中国的科学技术开始向西方投降。 当然,知识分子在经历过那段时间之后,个人利益一定是受损的。可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核弹洲际导弹,美国的巡航导弹可能早就飞到北京了。我们享受着毛泽东时代给我们制造的安全,反而大骂毛泽东时代,这从道德上讲,是属于道德论丧的行为。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能够造出东西,在市场上能够看到它造的东西。比如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日本的电器,德国的电器,美国的计算机,软件,瑞士的手表。印尼有什么希望吗?印尼有一个万里望花生在中国卖得不错。泰国有什么呢?有红牛饮料和大米,但这不能够使泰国成为现代化国家。香港经济前景我是不看好的,香港能够制造什么东西?能够造一些好易通,但能造的东西还是少。香港原来是商业城市,通过转口贸易发了财。可是中国进入世贸以后内地就直接和国外作生意了,香港怎么办?董建华有没有一个将香港改为制造东西的工业城市的办法?这在短期内是实现不了的,但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然香港就是要完蛋的。 23 de outubro 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记者 傅 旭 吴 兢 盛若蔚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洪亮的声音回荡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谈起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十七大代表感慨良多、豪情满怀:这些成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党执政能力的提高、执政水平的提升;这些进步,让13亿中国人民享有更丰硕的政治文明成果。 伟大跨越: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0年前,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党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1999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写入宪法,具有了最高法律效力。 走向法治,中国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也意味着中国从“法制”走向“法治”。法治,不但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且要求法是良法、法护民主、法保人权,要求法不是工具而是准则、是权威。 代表们指出,这一步,凝聚了中国人民数千年对公平正义的执著期盼;这一步,是中国共产党上下求索实现的伟大跨越;这一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注入鲜明的时代特色。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新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十六大修改后的党章。 2005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思想。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七大报告强调。 代表们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依法执政: 法治轨道上,党的领导更加权威而科学 2002年12月26日,中南海。刚刚上任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学的是宪法。 代表们清楚地记得,截至目前,十六届中央领导集体学习达40多次,有关法治的学习次数最多。 空前重视法治,凸显一个以为人民谋幸福、谋利益为己任的执政党的责任意识。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从主要依政策执政,转向主要依法律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正经历“法治之变”: 政策出台要依法。来自广东、江苏、河北的代表说,深圳、盐城、永年等市县的党委出台政策措施性文件,先找“法制参谋”――由政府法制办严把“法律关”。 干部任用要依法。2002年7月,中央颁布实施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加大了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严于律己也依法。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2004年2月出台,扩大党内民主,事前监督,源头防腐。 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中央重大决策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征求意见…… 法治轨道上,党的领导更加权威而科学。 “阳光党务”,在四川巴中越叫越响。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当地党委主动邀请“四方代表”参与常委会会议,包括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代表。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过程应该让群众知道、参与和监督。”十七大代表、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认为,依法执政,一定要让权力“阳光运行”,把失误降到最少;即使有失误,在党内、群众、媒体和社会等各方监督下,也能及时发现并纠错。 扩大民主: 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加大保障民权 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规定了“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此举将使1亿多农民工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直接拥有自己的代表。 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2006年开始的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规模空前――约9亿选民直选“当家人”,成为一次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最深刻的实践。 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代表们说,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民主形式不断丰富,民主渠道不断拓宽。 开门立法,让人民的声音、人民的智慧直达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就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已进行了多次。就个税法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9月27日首次举行立法听证会。 “中南海向农家人敞开大门”。2006年,山西村支书张占胜面对面向总理掏出心里话。一年来,学者、企业家、工人、农民等相继走进中南海,对“十一五”规划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发表意见。 基层民主活力增强。截至2004年底,全国农村已建村民委员会64.4万个,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国城市已建立符合新型社区建设要求的71375个居民委员会,民主程度不断提高;已建立工会的企事业单位有173.2万个,实行厂务公开的有31.6万个。 今年4月,身为致公党副主席的万钢接掌科技部部长帅印,成为35年来首位民主党派人士出任政府正职部长。两个月后,无党派人士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如今,各级人大代表中已有18万名非中共人士,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非中共人士有3.2万多名…… 民主在中国,实实在在,亿万人民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 重在治权: 建设服务型政府,保证权力为人民谋利 “宁可自己麻烦百次,不让群众麻烦一次。”福建各地行政服务中心这样的标语牌都很醒目。近年来,福建已建立65个较为规范的市、县(区)行政服务中心,简化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大大方便了群众。 十七大代表、福建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陈文清说:“依法治国,重点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法治,就是要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规范、约束权力的运行,要在五个方面下功夫:权力取得要有据,配置要科学,运行要公开,行使要依法,监督要到位。” 这场浩大的行政审批改革,被称为政府的“自我革命”。186项行政审批项目,刚刚由国务院取消和调整。此前,国务院已分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1806项,省级政府取消和调整2.2万多项。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为这项重要的公权力划定法律边界。 谈起规范公权力,代表们纷纷表示,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权力为人民谋利。 2004年早春,国务院制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国的政府法治建设驶上快车道: 决策更民主。2005年2月,《国务院工作规则》修订,要求重大决策建议必须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等。国务院法制办的最新数据显示,超过70%的市县政府出台了规范行政决策的专门规定,建立了政府决策公开听取公众意见制度。 政务趋透明。全国80%县级以上政府和政府部门建立了门户网站。2007年,国务院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标志着中国政府迈向“信息公开时代”。 责任严追究。量化考核、严格问责,行政执法者戴上了“紧箍咒”;“合不合法”,成了官员们的口头禅。仅2006年,全国就追究执法责任9万多人次。 一个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健全。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代表们认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另一方面,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民主法制建设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继续深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任重而道远。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将越走越宽广! 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奋力开拓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奋力开拓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慎海雄、顾立林、李斌)
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总是以思想、理论的变革和发展为先导。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驶到了新的起点,科学发展观这一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为我们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连日来,从听取大会报告到分组讨论,出席党的十七大的2000多位代表结合报告热议科学发展观,说理解,话感受,提建议。科学发展观将大会和会外亿万群众的心凝聚在了一起:必须尽快进一步把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武装到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5年来的实践表明,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全局,正在给中华大地带来勃勃生机
一个政党要站在时代前列,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科学发展观是着眼于国内外形势,着眼于中国建设实际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一经提出,很快就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代表说,实践证明,十六大以来作出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科学发展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赢得了亿万人民的拥护。
陆浩代表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在发展这么快、形势这么好的时候,更要注重解决发展平衡的问题。他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恰逢其时。
出席十七大的代表们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探索和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取得的重大成果。
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黄坤明代表认为,从近年来各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的成效看,已经给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带来勃勃生机。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1万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76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和进出口贸易规模分别位居世界第四和第三。总量增加的同时,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2006年我国GDP能耗出现了2003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增长幅度也明显回落,2007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继续下降,同比降低了2.78%,巩固了去年GDP能耗下降的势头。
“虽然仅仅是开局,但这是一个好势头。”上海宝山区委书记吕民元代表说,“这说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我国经济正在进一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否则我们是难以承受高增长与高能耗同步增长的压力的。”他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将会日益显现其极端重要性。
“以河为镜,可以正发展。”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代表说,由于过于偏重经济发展,奔流到海不复还的黄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年年断流;被描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壮丽景观的黑河尾闾湖泊东居延海,从1992年起就开始干涸。新世纪开始,黄河治理从掠夺式开发变成为“给河流健康生命”的可持续发展,黄河再也没有断流,东居延海如今也形成了38平方公里生机盎然的湖面。“河还是那条河,发展的理念一变,又开始流淌。”李国英说。
“我们从实践中已经尝到了甜头。”浙江湖州市委书记孙文友代表说。太湖之滨的湖州织里是国内最大的童装生产基地。经过20多年的发展,来自各地15万打工者云集在8700多家大小企业里,每年生产和销售的童装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去年造成严重伤亡的两把大火烧醒了当地的干部群众。进一步的调查更是触目惊心:由于长期处于作坊式生产,织里的童装市场平均每两天就有一起火警。
“如果再不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路去发展经济,发展越快隐患越多,不安全、不和谐的因素还是会影响经济发展。”孙文友代表说。于是,市里对所有家庭作坊进行整治,同时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标准厂房。一年后的今天,50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启用了,1000多幢存在火灾隐患的厂房通过改造等途径实现了安全达标。今年以来,织里没有发生一起火警,有多家童装企业通过兼并扩张成为龙头企业。
“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变化。”上海市建设党委书记甘忠泽代表说。
十七大对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作出了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必将有力推进中国经济社会迈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阶段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代表说,十七大报告回答了发展是什么,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科学发展;怎样才能实行科学发展,以及发展成果的价值尺度和衡量标准。他说,科学发展观不仅体现了“新”,更体现了“深”。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障。来自广东揭阳的万庆良代表说,发展是最大的政治,稳定是最大的责任,纪律是最大的保证。各级领导干部要牢牢抓住党的基本路线,按照十七大制定的科学发展的战略部署,在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上有新突破,在推进改革开放上有新突破。
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马春雷代表和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鲁俊代表一致认为,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我们一定要让广大青年懂得,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青年人要成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生力军。
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科学发展。郑州大学校长申长雨代表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离不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不科学、不和谐的现象仍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在科学发展中强调社会和谐非常必要。
去年开始,沪郊奉贤区在新农村建设中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措施。针对农民看病难,各乡镇和中心村建起了中心卫生院和村卫生所,提供低价医疗服务,并对所有农村居民进行免费体检,建立健康档案。一些大半辈子都没有体检过的老年人拿到体检表竟激动得落泪。“其实,让需要帮助的人群得到帮助,促进社会和谐,也是在为科学发展加力。”奉贤区委书记张立平代表说,“党委政府要下大力气做好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大文章。”
要把改革创新的精神贯彻到发展经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19世纪70年代中国出现第一台发电机,100年后的1976年,中国发电机的装备总量为5000万千瓦。到去年底我国的装机总量达到了6亿千瓦。仅去年一年就干了1亿千瓦,相当于改革开放前100年的两倍。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徐建国代表说:“这样的发展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站在巨人肩膀上前进的结果。”通过与国际接轨并强化自主创新,中国的电气装备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仅上海电气的生产能力就已相当于西门子和GE总和的三倍;在集团控股的100家合资企业中,一些大名鼎鼎的跨国集团甘愿做小股东。
长期从事农作物病毒研究的陈剑平代表说,科学研究上只有不断创新才会有成果,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深化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我们的视野就会更加开阔。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来自甘肃长庆油田的王道富代表说,坚定不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使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
“路线确定后,关键是落实;而落实的成效如何,组织保证又是关键。”徐少华代表认为,各级党组织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研究制定相关措施,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目标已经明确,前途更加灿烂。要用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迎接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开拓社会主义道路更为广阔的前景
说科学,论发展,代表们直面困难的决心更大,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思路更清。大家认为,科学发展观是破解前进道路上各种新矛盾新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必须尽快武装到全党和全国人民。
“科学发展观不是管一时而是管长远的,不是管一般而是管根本的,不是管局部而是管全局的,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巢卫林代表说。
对照报告提出的要求,代表们认为各地在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认识不断深化、制度逐步完善,但仍有差距和问题,特别是传统思维惯性和惰性习惯,导致一些地方、部门和干部在思想认识、工作作风、体制机制等方面不适应。“当前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校正我们的一切工作思路和方法。”上海市工商局局长方惠萍代表说,“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要破除,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做法要纠正。”
辽宁锦州近年来打破行政界限,在9个县市区里按照功能区划来招商引资,不适合本地的项目可以推荐到其他地方,然后两地利润和税收分成,结果留下了外来资金,实现了多赢。锦州市委书记佟志武代表说,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协调,尤其是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但现行各地的发展更多地从行政区划出发没有从经济区域出发。“我们在一个地级市可以这样做,但省辖市之间、省与省之间,目前还缺乏这样的互利共赢机制,这就要用科学发展观来达成共识。”
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总体上还属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无论是新型工业化还是农业现代化,前提必须是科学发展。”浙江省绍兴县委书记徐焕明代表说,解决不科学发展的问题,要让环境容量、节能降耗等变成工作中的考量指标。
地处浙赣交界的衢州市近年来干部政绩考核发生了变化,市委书记厉志海代表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加快科学有效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建设,至少要解决好“为谁创造政绩、创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创政绩、谁来评价政绩”等问题。
落实科学发展观,重在“更加自觉”。寿永年代表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做到“三个更加自觉”,更加自觉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加自觉地推进发展成果共享,更加自觉地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坚定信心、埋头苦干”,“刻苦学习、埋头苦干”——十七大报告中两处提到的“埋头苦干”显示科学发展之路任重道远。但是,科学发展、永续发展已经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要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共同创造富国强民的新时代,谱写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比,这些新要求“新”在哪里?连日来,代表们在接受采访时,梳理归纳了新要求的十大“亮点”。
金秋十月,收获季节。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喜人的画卷:一条天路通向世界屋脊,万里气龙直达沿海,大地处处龙腾虎跃。养老金连续上调,秋粮迎来丰收年景,亿万百姓奔向更加富裕的全面小康。
新的历史征程,必有新的发展特色。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的五年间,中央领导集体从容应对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新课题和挑战,高扬科学精神的旗帜,打开了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追求持续进步和繁荣的崭新视野,开启了中国通向科学发展时代的大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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